【課堂裡的「經濟危機」？】

這一年來，經濟學內部對於現有經濟學理論的檢討意外成為了公共輿論的熱門話題。最近說到經濟理論的變革，大家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經濟學家皮卡提的那一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但是在此同時，另一個已經在歐洲掀起狂風巨浪的經濟系學生運動，卻還未受到台灣大眾太多注目。

2012 年夏天，一群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的經濟系學生成立了一個叫做「What is economics」的社團。這是一群德國洪堡大學經濟系的學生，他們對於當前大學經濟系的教學方法非常不滿，覺得目前全世界主流大學的經濟課程太鐵板一塊，主要就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卻排斥了許多其他學派。在此同時，經濟系課程也欠缺教授學生知識論與經濟思想史的課程，使得學生無法將所學知識放進更廣泛的歷史脈絡裡來思考。所以他們訴求大學經濟課程同時在內容與方法上的多元化。

這個運動在很短期間之內便獲得了廣大迴響，目前已經有超過三十個國家的經濟系學生社團響應（參見響應地圖），跨國串連成了一個稱做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ISIPE）的龐大學生聯盟。除了登上歐洲各國的媒體版面，超乎想像的曝光度甚至還吸引了美國知名的《紐約客》雜誌的注意，特地於不久前做了專題報導。

和皮卡提洛陽紙貴的新書一樣，這個學生運動由於西方國家對於此次金融風暴的檢討而引發廣大的注目。由於我們柏林長知識愛台灣讀書會碰巧得知，倫敦的台灣學生團體邀請了台大經濟系的吳聰敏教授前往演講，也得知吳老師同時還受到法蘭克福與布拉格的台灣學生社團邀請，在結束倫敦行程以後會飛來德國。我們靈機一動，想說如果我們可以邀請到這個 ISIPE 的柏林成員來跟吳聰敏教授就經濟學教育的改革進行對談，應該會是一件非常刺激也有意義的事。

於是讀書會的成員便開始分頭接洽，幸運地獲得了這群德國學生與吳老師的正面回應，於本月 4 號在柏林洪堡大學團體討論室裡舉辦了一場討論會。當天 ISIPE 派出了四名學生代表 Hannes、Sebastian、Nikita 以及 finn，柏林的台灣同學與僑胞則有約二十人到場參與討論，討論極度熱烈，大家都收穫滿滿，以下是這次討論會的活動摘要。

一、德國經濟系學生與吳聰敏教授的對談

多元的成員組成，訴求多元的課程內容

討論會一開始，由質疑當前主流經濟學教育的德國學生們率先發言。目前正在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的 Sebastian 首先為大家介紹了他們成立這個團體的動機。洪堡的這個學生團體，組成份子主要是經濟系的學生，但也有例如社會科學、文化學、物理系，以及許多其他科系的學生參與。在這個團體裡面他們所想做的，是批判性地去評價、去學習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

當這個團體的幾位創始成員第一次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對於經濟系的課程都有類似的不滿：太多的必修課程、太少表達意見的機會、太狹隘的課程選擇。如果說學術真的是意見的自由市場，那麼至少在方法上就必須要保留多元化的可能性。相較於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中，通常存在多個切入特定議題的理論典範，當前的經濟學則侷限於新古典主義。所以他們便開始尋找與自己有相同感覺的伙伴。再者，反省 2007 年以來的金融危機，總體經濟學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本次危機中，出問題的是金融市場，但為何學校教的總體經濟學中仍然沒有加強這方面的知識教育？

目前正在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 Hannes 則提到，柏林洪堡大學就此而言更容易引起學生不滿，因為洪堡經濟系在這個經濟學偏重數學的年代更是特別嚴重傾向計量經濟學，彷彿十九世紀末葉以來「physics envy」的情緒依然存在，希望盡可能把經濟學變成一門自然科學，而用確定的法則解釋所有經濟現象。但這在他們這些學生看來根本就不可能，經濟學終究是一門社會科學，必須把人與人的互動納入考量。

洪堡經濟系的另一個問題是，其課程非常型式化，學生必須通過非常多數學考試。學生們都戲稱這些是「暴食考試（bulimia exam）」，考前猛吞、考試吐出來，考完就忘。再者，這些考試頂多能夠測試學生在時間壓力下是否能夠計算出正確結果，卻無法評量學生是否批判性地理解了一個經濟學議題。當然數學很重要，但這卻不該是唯一的東西。

當談到當前主流的經濟系課程內容，Hannes 也表示，所有人的共同經驗都是，當在唸大學部時教授們都會說：「現在你們應該先學好基礎的、經典的東西，等到碩士班你們才開始各自專業化、分殊化」，但事實上，等到進入碩士班大家就會發現根本不存在分殊化的空間，所學的只是大學必修課程的進階版本而已。

多元性也不存在，以總體經濟學為例，主流是新古典主義、新凱因斯主義，學生們從來不會學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後凱因斯主義。對於方法論的討論也不存在，當前的經濟理論彷彿是從天上自己掉下來的，經濟系學生從來不會被告知，例如亞當斯密或者馬克思是如何思考經濟問題的。

革命的展開與至今成果

所以在 2012 年夏季學期，「What is economics」的革命就展開了。起初只是兩名創始會員開設了一個 Q-Totorium 課程。Q-Totorium 是洪堡大學的一種正式課後輔導制度，類似學生自發組成的讀書會，但是可由學校獲得經費補助、帶輔導的學生也可獲得學分。剛開始時他們做的也就只是一起閱讀經濟學經典著作、方法論文章、科學史文章，以及所謂的「異端經濟學」（Hannes：「亦即任何不落入當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理論」）。

目前這個 Q-Totorium 已進入第五個學期，在形式上已經成為一個頗為正式的研討會（colloquium）。每個禮拜一傍晚六點到八點，大家一起唸異端經濟學以及科學哲學，間或邀請學者演講，例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或者後凱因斯主義的異端經濟學家等。而且這個團體運行至今也衍生出很多小社團，例如目前也有幾位同學在開「經濟與文學」的讀書會。又例如下個學期開始會有一群人從不同學科領域切入，探討投機行為的歷史。

另外，在去年九月的時候他們也舉辦了一個頗大的兩日研討會「Thinking about the economy - Rethinking economics」，第一天討論經濟學的學科現況與其所面臨的瓶頸，第二天的主題則是勞動力。

當然，他們最高調的行動就是今年五月初的那封公開信，這也是我們柏林長知識愛台灣讀書會得知這個學生團體的契機。當時全歐洲擁有類似行動目標的經濟系學生團體在網路上集結，決定共同行動提出他們的訴求，登上了英、法、德、義、美的重要媒體版面。

八月初他們打算辦一個 Pluralism in Economics 工作坊，所以目前有一個前置工作，試著統計德國全國的經濟系課程，試著找出最普遍被教授的課程是哪些，然後再去細看這些課程所使用的教科書是不是有達到教材多元化的理想。而且他們也想提出一份課程對案。

訴求「多元」的意義何在？

Sebastian 強調，只有在課程多元、思考多元的情況下，才有創新的可能。改革的第一步或許是讓學生像美國一樣對教授的教學提出意見。另外，應該多一點選修的異端課程。減少必修。增加經濟思想史課程（在德國不常見），讓學生多瞭解在以往不太有用的想法，因為或許現在會有用。知道多一點失敗的經驗也是很好的。就例如，秋天在萊比錫會有一個「degrow」研討會，檢討「成長」是不是也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型態。

革命在學院圍牆內獲得的反應

到場的台灣學生們很好奇，當這群學生開始展開他們的「革命」時，學校教授的反應是如何？Hannes 表示，剛開始時幾乎沒有獲得校方任何回應。在他們還沒正式成立社團之前，他們在老師眼中只是幾個常常在課堂上舉手提出反對意見的怪胎學生而已。但社團成立之後，他們的號召在短期之內就獲得同學的熱烈回應與參與。當討論會越辦越大，甚至一些老師們也開始會來參與。他們因此發現其實還是有一些教授的心態較開放，甚至願意鼓勵他們，並給予支持與協助。

但是當然也有許多心態保守的教授，例如系主任就不太願意支持，所以一開始他們在取得教室上常常發生問題。又例如德國經濟學會的會長 Burda 教授也在洪堡教書，他們曾經試圖與他對話，但是他防衛心態很重，不太願意溝通。（Hannes：「或許我們當時的態度也有一點問題，但他表現得就像是一隻躲進洞裡的狐狸。」）不過也有許多教授明白以行動支持他們，例如教授經濟史的 Wolf 教授以及教授總體經濟學的 Weizsäcker 教授。Wolf 教授每次都願意幫他們在借教室的單子上簽名，否則他們不可能借到教室。

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在此之後這個學生團體吸引到許多主流媒體的注意。Hannes 苦笑著說：「許多教授好像不習慣面對公共批評。」

吳聰敏教授：從市場理論的角度觀察學生的訴求

接著輪到吳聰敏教授發言。吳老師開門見山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當德國的學生們開始革命，為何台灣學生不抱怨？」吳老師的答案是：因為教授不會有回應。而也因為如此，整個教育系統無法改進。

但為何教授懶得回應？這是吳老師在本次的對談中試圖為我們解釋的問題。吳老師表示，當他閱讀德國經濟系學生的那封 open letter，他覺得這是典型的「consumer’s complain」。學生作為教育的消費者，對於教育品質提出抱怨。此時學生的選項只有：一、退貨（轉學）；二、重讀，但大家都知道這兩個選項並無法真的提供出路，因為即使轉學，大概獲得的也是同樣的經濟教學內容，而重讀又太耗時間，每個人都想畢業。但既然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嚴重，為什麼台灣學生不抱怨呢？

吳老師提出的幾個理由如下：

一、學生無從判斷教學內容是好或壞。教授一進教室就算數學，學生感覺到教授很努力很棒。

二、教學內容有用。雖然算數學，而且很少經濟理論的證成，但是算數學可以幫助他考進研究所。

三、即使少數有學生想學一點不只對考試有用的東西，而是也對瞭解世界的運作以及未來求職有用的知識，仍然很困難，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什麼樣的知識會對未來求職有用。

而之所以學生無從判斷教學內容是好或壞，重要原因之一是，學生沒有工作經驗就來唸大學了，所以不具有判斷所需的經驗。重要原因之二則是台灣學費太低。簡言之，如果東西很便宜，就沒有資格抱怨品質。而且學費由父母支付，學生不是自己痛。（Sebastian 反駁：德國無學費，但德國經濟系學生仍然抱怨。）

然而吳老師指出，高等教育的成本其實是很高的，大概每位學生 10,000 歐元左右，但是學費實際上只有 1,200 歐元。換言之，納稅人負擔了部分的高等教育學費。以上是需求面的問題，以下講供給：

為什麼即使學生抱怨，教授不 care？

在台灣，每學期學生都會被要求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表。一個月後教授會收到評量結果，教授可能開心或不開心，但是評量結果不會影響到教授升等，升等單單由 publication 決定。也因此評量不會影響薪水，所以 they don’t care。

為何系統被設計得如此沒道理？吳教授認為主要是因為台灣公立大學是公營企業，而台灣對於高等教育學費又有管制的結果，以下將詳述。

吳老師認為德國經濟系學生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在市場經濟中，「客戶的抱怨 + 廠商的回應」是提升產品品質的重要助力。由於台灣的系統設計下教授不用回應學生，所以教學品質的提升很困難。教授對於德國學生是否能夠成功也因此感到悲觀，原因是德國的高等教育制度與台灣相同。

吳老師自己聽到的一個實例是，他的一位學生從台大經研所畢業後，進入賓州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尋找教職，這位學生說了一個求職時去史丹福 MBA 面試的故事。當時史丹福管理學院的院長說：「你一開始教書，學生就會在我的辦公室門口排隊，要向我抱怨你的教學有多差。不過，如果這條抱怨的人龍越來越短，那你就不用擔心了。」這讓吳老師回想起自己從紐約羅撤斯特大學畢業後回到台大教書的時候，沒有人告訴他必須把課教好。事實上，即使課教得不好，吳老師回想回去，對於自己的工作應該也不會有影響。

吳老師認為史丹福大學的制度比台灣好。

	史丹福 MBA	台灣大學
學費水準	很貴，2014 年學費是 60,000 美金	約 1,200 歐元，遠低於實際成本，理由是政府大力補助
誰支付學費？	學生自負學費，不是父母支出	多由父母支付
是否要求工作經驗	要求至少三年工作經驗	否

吳老師認為，如果學生有工作經驗，在抱怨教學品質的時候會更有自信，這也就是為何學生會在史丹福 MBA 系主任辦公室前大排長龍的原因。吳老師進一步指出，公立大學是「公營企業」，但許多人沒有這個認知。如果在日常語言中批評台電、中油無效率，許多人都會同意，但是以無效率批評台大，許多人可能難以接受。

但事實上就是如此，台大是公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競爭卻是提升品質降低價格的核心機制。台灣教育部管制私立大學的學費，並對公立大學提供鉅額補貼，因此私校很難與公立大學競爭。例如，私立大學想要給好教授更高薪水是不可能的，因為教授薪水也是被政府規定好的。競爭無法開始，品質因此無法提高。

台灣的高等教育必須要轉變為價格導向

在結論上，吳老師認為，台灣必須要從公營企業與價格管制的制度，轉變為價格導向的市場系統。吳老師馬上指出，很多人可能擔心這麼做有一個負面效果，亦即，窮學生無能力負擔高等教育之學費。這造成社會流動性無法提升。不過，吳老師指出，台灣目前的制度更是問題重重。以台大為例，80% 的學生來自所得較高的家庭，而這些家庭接受政府補貼。換言之，台灣目前的制度是以納稅人的錢補貼高所得的家庭, 當然無法提高社會流動性。

吳老師認為比較好的作法是，政府應該拿現在用來補助公立大學的錢去補助窮學生。可行的辦法如下。公立大學的學費提升 40%，由現行的大約5萬元新台幣提高至7萬元，教育部可以因此減少對公立大的補貼支出，這筆省下來的錢用來補助低所得家庭的小孩上大學。

二、Q & A

市場導向的利與弊

經濟系學生們對於吳教授市場取向的改革方案表示疑慮。Sebastian 認為，或許應該先有配套的獎學金制度，才來談是否調高學費。Hannes 除了對吳教授自己也指出的高學費排除窮學生的現象表示憂慮以外，也以自己正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就學的朋友為例，指出許多美國名校的經濟系或數學系大學生在畢業之後馬上面臨償還鉅額學生貸款的經濟壓力，而不得不儘快投入高報酬的行業，例如華爾街的金融服務業，然而這無形中卻是一種人才浪費，因為例如純學術的工作報酬通常不是特別吸引人，也因此無法留住這些全國最聰明的腦袋。

目前正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就讀的駱怡辰同學也就此分享她的經驗。她指出哈佛法學院的學費雖然高達五萬美金，但也只足以支應法學院百分之四十的支出，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必須仰賴對外的募款，而捐款者當然多是大型律師事務所，其結果反而是，學校的課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回應市場（事務所）的需求，會轉而強化一些熱門科目，卻不一定會重視課程的多元化與創新。這某程度證明了，高學費政策不代表校方或教授們會有動機回應學生的真實需求或興趣而改變其課程內容。

吳老師就此的回應是，在美國，大學經費的來源，30% 來自學費，30% 來自 research funding，30% 來自募款。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當校長跟大老闆談時，必須提出自己的學校的研究成果，也因此可以促進品質。但在台灣，學費只佔學校支出的 10%，其他來自政府補助。因此，大學校長的辦學方針是，順應教育部長的要求，比回應學生的需求來得重要。一個可笑的例子是「五年五百億」：政府希望台灣的大學在全球的排名可以上升，所以給大量的錢。

一個公營企業提升競爭力的方式居然是增加政府補助，實在太可笑。五年五百億之後是「邁向頂尖計畫」，排名的確有些微上升，但是所造成的負面結果是，台灣教授必須拼死命在英文期刊上發表論文，但是其研究內容為何卻無人關心，也為了上英文期刊，教授的研究內容多與台灣的本土問題無關。

台灣的大學的募款，通常拿來蓋大樓。美國的捐款者則通常希望能夠成立講座，資金能夠較直接流向研究。

經濟學教育是否真的需要「多元」？

Finn 認為吳老師討論的比較是高等教育的一般性問題，但是他認為當前經濟學教育的問題有其特殊性，亦即，其所傳授的知識相較於其他學科明顯過於單一而欠缺多元性，而這也就是為何德國經濟系學生要發起這場運動的主因。

吳教授回應，增加多元性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每個教授都教授所有的學派，其二是增加研究其他學派的老師。教授指出，大家目前看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一枝獨秀，而欠缺其他學派的師資，但這其實是因為，在每一個特定的時代，都會有某一種經濟理論可以最佳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狀況。就如同，十六世紀，一個學派教授牛頓物理，另一個學派教授天動說。兩百年後，牛頓物理勝出，因此，課堂上目前只教主流物理學。當然，吳老師指出，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他指出，目前在學院當中，還是有許多經濟學者在研究非主流的經濟理論。只是由於大多數學者研究的是主流經濟理論，所以自然會反應在教學上。教授強調他不是說這樣好或不好，他只是試圖說明為何目前我們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就讀洪堡大學的邵允鍾同學問到，雖然吳老師認為學院中仍然有許多學者在研究非主流的經濟理論，但德國經濟系學生訴求的主要是課程的多元化。考慮到許多經濟系學生大學畢業後會選擇直接投入職場而非繼續深造，這些人從頭到尾學到的將只是主流經濟學，也因此只會在其工作實踐中複製這樣的想法，而正如同吳教授與其他三位教授合著的經濟學教科書的前言中也提到，現有的經濟學教育可能是造成 2007 年金融風暴的遠因？

吳教授首先澄清，前言中的那一段不是他寫的（全場笑）。他不認為現有的經濟學教育是造成這次金融風暴的原因。的確有經濟學家如 Paul Krugman 這樣認為，但是例如2013年的諾貝爾獎得主 Fama 與 Hansen 兩位教授的看法就不同。

邵同學進一步提問，吳教授是否也認為當前的經濟學教育有某些缺陷待改進？吳教授回應，其實整個經濟學教育都誤入歧途。太多數學，太少經濟理論。但是，教數學對於教授而言相對簡單，而且，目前的制度並無誘因讓老師們往這方向努力。

Hannes 質疑，吳教授直接將經濟學類比為自然科學，所以會樂觀地認為新的、較正確的定律總是可以勝出，但其實經濟學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到底誰可以取得教席、誰可以得到經費，都會影響一個經濟理論學派是否能夠擠身主流。再者，吳教授倡議私有化，但就以鐵路之私有化為例，已經存在經濟學研究主張私有化不一定會產生高效率，例如美國與印度的鐵路私有化都是失敗的案例。

甫從洪堡大學畢業的陳霄同學認為，保持理論的多元性的好處之一，正是多元性可以更彈性地面臨不可知的未來的挑戰。目前有用的理論，不一定能夠處理未來的問題。

亦有同學好奇問到，既然這個經濟系學生運動的訴求除了考慮到學生自己的利益以外，也認為經濟學教育的多元化對社會有益，則這個運動是否也與學院之外的公民團體有策略上的聯盟？就此 Hannes 回應，這樣的聯繫的確是存在的。而且有趣的是，由於當前所謂的非主流經濟學理論，除了奧地利學派是自由主義以外，大多在政治光譜上偏左，所以可以觀察到，支持這個運動的公民團體自然也多半是左派團體。